安徽 張坤 劉婧婧
在每一個人的成長過程中都離不開老師，老師被人們譽為“辛勤的園丁”、“人類靈魂的工程師”。這在作家們的筆下，活靈活現(xiàn)。細細品讀作家筆下的教師形象，讓我們對老師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作家之所以能成為作家，這與他們能遇到一個好老師有很大的關系，因此很多作家都不約而同的對引導自己走上文學道路的老師心存無限的感激之情。如梁實秋在《我的一位國文老師》中寫到了影響他走上作家道路的國文老師徐先生，他寫道：“徐先生之最獨到的地方是改作文。他最擅長的是用大墨杠子大勾大抹，一行一行地抹，整頁整頁地勾;洋洋千余言的文章，經他勾抹之后，所余無幾了。我初次經此打擊，很灰心，很覺得氣短，我掏心挖肝地好容易謅出來的句子，輕輕地被他幾杠子就給抹了。但是他鄭重地給我解釋，他說：“你拿了去細細地體味，你的原文是軟巴巴的，冗長，懈啦光唧的，我給你勾掉了一大半，你再讀讀看，原來的意思并沒有失，但是筆筆都立起來了，虎虎有生氣了……如果我以后寫文章還能不多說廢話，還能有一點點硬朗挺拔之氣，還知道一點‘割愛’的道理，就不能不歸功于我這位老師的教誨。”
與梁實秋一樣，也遇到一位好的語文老師的還有肖復興和汪曾祺。肖復興在為紀念葉圣陶先生而寫的一篇回憶性文章《那片綠綠的爬山虎》里，回憶了1963年葉圣陶先生修改他的一篇作文及請他做客的事，從中表現(xiàn)老一輩對青少年一代的熱情關懷，以培養(yǎng)學生要一絲不茍地認真修改自己作文的好習慣。15歲那年暑假的一天，葉老先生邀請作者去他家做客。“葉老先生見了我，像會見大人一樣同我握了握手，一下子讓我覺得距離縮短了不少。”“我”原本緊張、激動的心理馬上放松了下來，“我們的交談很融洽，仿佛我不是小孩，而是大人，一個他的老朋友。他親切之中蘊含的認真，質樸之中包含的期待，把我小小的心融化了，以致不知黃昏的到來。”刻畫了一個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的老先生形象。
汪曾祺是現(xiàn)代一位成就突出的大作家，他只所以有如此成就，汪曾祺說沈從文對自己的創(chuàng)作影響巨大。汪曾祺考入西南聯(lián)合大學中文系后，成為沈從文的入室弟子，沈從文對文學創(chuàng)作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并且對汪曾祺日后的創(chuàng)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汪曾祺在《我的老師沈從文》中寫道：“沈先生教創(chuàng)作還有一種方法，我以為是行之有效的，學生寫了一個作品，他除了寫很長的讀后感之外，還會介紹你看一些與你這個作品寫法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看。學生看看別人是怎樣寫的，自己是怎樣寫的，對比借鑒，是會有長進的。”汪曾祺將自己對沈從文的懷念從容揮灑于筆尖，文字樸素，但是字里行間流淌的都是真情。
一些老師之所以讓人難忘，除了他們無私的傳授學生知識外，還在于老師的慈愛、公平與偉大。魏巍在《我的老師》中，開篇就道出了對蔡云芝老師的思念之情：“我是多么想念我的蔡老師啊!至今回想起來，我還覺得這是我記憶中的珍寶之一。”接著，用樸素的語言，記錄了一個個難忘的細節(jié)：“她從來不打罵我們。僅僅有一次，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來，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輕輕地敲在石板邊上，大伙笑了，她也笑了。”一個“從來不”，足見她的寬容。即便那“僅僅有一次”，也在她與孩子的默契中一笑而過。最讓魏巍難忘的，是童年時被“反對派”們欺侮的時候，蔡老師給了他“莫大的支持”。所以，“在一個孩子的眼睛里，他的老師是多么慈愛，多么公平，多么偉大”，對蔡老師的無限依戀，使得暑假遙遙無期。以至于在睡夢中，魏巍迷迷糊糊地走出席子“六尺遠”，為的就是去找日思夜想的蔡老師。
魯迅先生也寫過好幾位老師，但在先生心中藤野先生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的。先生在《藤野先生》中，寥寥幾筆就把藤野先生的與眾不同之處寫得精彩而傳神：“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須，戴著眼鏡，挾著一疊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臺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在魯迅眼中，藤野先生沒有民族偏見，不自私，心胸寬闊，一心為了“我”。“特別是藤野對我的細心關照，無微的關懷，讓我難忘。”然而，藤野的關懷和照顧，“我”并沒有完全理解，“他的對于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y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yī)學傳到中國去。”盡管“我”當時沒有強烈地體會到，但是“在我所認為我?guī)熤校亲钍刮腋屑?、給我鼓勵的一個。”熱情歌頌了藤野先生正直、嚴謹、沒有偏見等高尚品德，深為魯迅所敬佩。這樣的老師無疑是了不起的，對魯迅的影響是終生的。
孩子在成長的路上犯錯誤，那是難免的，但如何引導孩子面對困境，走出迷霧，這更顯出老師的偉大。梁曉聲在《我和橘皮的往事》里，說他去校辦工廠搞義務勞動，聽指派干活的師傅說橘皮有平喘、減緩支氣管炎的功效，他就“往兜里偷偷揣了幾片干橘皮”帶回家給被支氣管哮喘折磨得喘作一團的母親泡水喝，果然使她的劇烈喘息減少了，后來被同學告了，他立刻成了聞名全校的“賊”。直到班主任老師，一位清瘦嚴厲、戴600度黑邊近視鏡的中年女教師，休完產假來上第一堂課，察覺出他的異常處境，即“放學后她把我叫到了僻靜處，而不是教員室里，問我究竟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我哇地哭了……第二天，她在上課之前說:‘首先我要講講梁紹生(我當年的本名)和橘皮的事。他不是小偷，不是賊。是我叮囑他在義務勞動時，別忘了為老師帶一點兒橘皮。老師需要橘皮摻進別的中藥治病。你們如果再認為他是小偷，是賊，那么也把老師看成是小偷，是賊吧……’第三天，當全校同學做課間操時，大喇叭里傳出了她的聲音。說的就是她在課堂上所說的那番話……從此我又是同學的同學，學校的學生，而不再是小偷不再是賊了。從此我不想死了…… ”這就是最稱職的人民教師，能及時扭轉一個孩子的惡劣處境，給他一條生路。真正做到了“以關愛學生為榮，以漠視學生為恥”。
現(xiàn)代著名作家莫言先生也對一個體育老師念念不忘，心存感激。他在《我的老師》一文中的體育老師王召聰，在他“最臭”的時候幫他說好話。他因為說過一句“學校像牢獄，老師像奴隸主，學生像奴隸”便成了“思想反動，道德敗壞”的壞學生，付出的代價是學校給了嚴厲處分，只因年齡太小才沒到公安局去。后來，他幫老師生爐子、喂兔子，幫老貧農挑水，不管怎么努力，在校領導看來都是“偽裝進步”。直到“那天中午，我穿著木拖鞋到了教室門前，看到同學們已經睡著了，我便本能地將拖鞋提在手里，赤腳進了教室。這情景被王召聰老師看在眼里，他悄悄地跟進教室把我叫出來，問我進教室時為什么要把拖鞋脫下來。我說怕把同學們驚醒……事后，我聽人說，王老師在全校老師的辦公會上，特別把這件事提出來，說我其實是個品質很好的學生。”王老師從一件小事就可發(fā)現(xiàn)“一個壞孩子”內心深處的善良。
編輯：傅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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